科研课题“外包”越来越多?他们是科学家还是项目经理(科研项目外包合法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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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课题“外包”越来越多?他们是科学家还是项目经理(科研项目外包合法吗)

图源:Freepik

撰文 | 陶斯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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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末,诸多科研项目陆续结题。一次闲谈中,一位朋友谈起下半年曾接到一个电话,来自熟人,对方表示“自己手里课题做不过来”,希望他提供帮助。

“他希望把课题整体打包给我完成,他提供一些关键指标和数据,但其他都由我来完成,这些当然不会体现在合同里,因为名义上我只是做一些辅助工作。我当时很忙,也就没答应。”

无独有偶,在其他场合,我又陆续听闻了几起类似的“学术外包”的操作。

在这些操作里,课题负责人更像是项目经理,课题立项之后,发包给不同人群,自己主要跟进进度和进行项目管理

在科研流水线化的今天,这种分包模式渐趋成熟,甚至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课题申请立项,到具体实验方案形成,实验实施、数据分析、课题材料撰写,都有第三方提供服务,但具体操作存在巨大争议。

在和科学界人士的一些讨论中,大家对于部分工作的合作外包表示支持,比如比较常见的实验外包,“提高效率,节省经费。研究者可以将精力集中在思考核心问题上。尤其一些技术可能不常用到,但为了解决当下问题,可以考虑选择把这部分工作外包出去,也减少购买昂贵设备的成本。”

然而,如开头所述的场景,当课题负责人几乎把所有环节的科学工作外包出去之后,是否是某种程度的学术不端?我们如何界定合理的分工外包和违规的学术外包?当课题负责人变成了项目经理之后,科学本身又将以怎样的面貌存在和发展?

是科研工作者还是项目经理?

一些科学界人士谈到,一些学术外包的发起者是有晋升压力的科研人员。

一位在研究所工作的科研人员告诉我,“因为科研项目太重要了,在职称晋升、人才计划评选里都是重要的衡量指标。举个例子,一位研究人员在一所'双非'高校工作,相比北京上海的平台,他申请项目的难度很大,没有项目意味着缺少经费,缺少经费也意味着很难招募学生。而此时,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团队可能接课题接到手软,但自己可能没有时间完成,也许就会把项目拆分外包。如果这个团队里的一位成员就是上述研究人员的熟人,其中就存在可操作的空间。”

“按照规定,这类外单位合作应该签署合同,体现对方贡献。如果你们签署的合同只是提到对方承担部分辅助工作,而事实上,你把手里的课题全部打包给对方,从设计思路到撰写文章,全是人家在操作,课题负责人还是你,这个就是违规。”

为什么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外包?

这位研究人员解释,“以那位‘双非’高校的研究人员为例,他需要的是经费,当另一个大团队的熟人跟他说,这个项目交给你做的时候,出于经费考虑,他可能就会答应这样的外包形式,但这里就有可能进行违规操作。”

“在医学领域,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”,一位医学领域的青年研究者告诉我。

关于中国医生要不要写论文的讨论由来已久。现实中,在评价体系刺激下,出于晋升压力,中国医生发表论文数量逐年增多。过去几年,也曾出现中国医生被大规模集中撤稿的案例,背后直指“论文工厂”,这些论文工厂帮忙写标书、炮制论文,但医生本身可能并没有参与科研活动。

“当然,也有人觉得论文工厂不靠谱。以一位希望晋升主任的副主任医师为例,他的标书通过了,有科研经费,也有方向。但他本人的科研做得并没有很好,也没有学生,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找到一位博士或者博士后,承诺每月给对方一定数额的工资,由对方完成其余的工作,过程中发生的耗材由他承包。”

“目前比较常见的是实验外包公司,医生自己设计好实验思路之后,把对应的实验外包给医学实验外包公司。但除此之外,课题的每个环节都可能被外包出去。比如在申请立项前,就有公司提供标书润色服务,甚至提供技术路线图;实验被外包,甚至有公司提供实验动物代养,帮忙造动物模型,染色、测序这些工作也有人替你完成;甚至你也可以找一些硕士生帮你做数据导出和分析数据,最后串成一篇文章。在这里面,课题负责人的角色更像是互联网企业的项目经理,需要进行项目管理,跟进项目进度。”

在互联网的诸多广告里,某种程度印证了上面的陈述,不只医学领域,在一些社科领域,也有公司表示,提供“半包”“全包”服务。选择后者的话,“只要提供想要的方向,接下来的课题研究材料全部不用你来写了”。

由来已久的“学术包工头”

类似操作并非新鲜事。

科技部和基金委对于违规分包、转包课题现象时有曝光。2024年1月,科技部监督司发布了《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(2023)》,其中再次重申,“申报项目应真实、准确、客观提供申报材料,不得使用相同或相似研究内容重复申报。实施项目应严格履行任务书或合同义务,不得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,不得违规将研究任务转包、分包,不得以不相关研究成果充抵交差。”

中国社会科学报》曾报道,多位学者指出,由各级政府指定科研行政单位立项的纵向课题,以及地方政府、企事业单位主导的横向课题,已经成为决定学者题目来源和科研经费的生命线。在此种体制下,拥有行政资源和较高学术地位的教授申请项目往往如鱼得水,他们将手中的课题层层转包给资历尚浅的老师和研究生,自己则忙于应酬,以获取更多资源。

半月谈》杂志也谈及过“学术包工头”,其中引用多位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陈述,“院长、校长、院士等身居‘高位’的人更容易利用自己的声望和人脉关系,‘拿项目’‘揽课题’,然后再转手出去。”甚至滋生了科研掮客。

一位工科的副研究员表示,项目分包有其存在理由,比如一些复杂程度高的大型科研课题,“除非合理梯度的研究团队,这个以院士团队最多见,下面有杰青长江学者、教授、副教授、博士后、博士研究生,这样的配置可能吃得下一个很大的课题,但更多时候,大家会选择把课题分给其他人,比如单位中有实力的研究者,这样也有助于单位发展。”

“有时候,也可能迫于无奈,比如一些课题立项时间短,任务重,一个人很难完成,也可能外包出去。”

"这可能是其存在合理的部分,大家也希望把课题交给能接得住的人,可能一大部分这样外包的课题是符合成果认定的;也不排除有结果不好的可能,比如层层学术外包之后,发现最后产出的是个垃圾。对于一部分科研人来说,这种现状会伤害我们的信心,能做事的人很难申请到项目,而有的项目负责人虽然最终落实任务,但并没有相匹配的水平。”

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引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王延中的观点,“科研项目课题制由于其市场化运行和管理机制,逐步形成了科学研究的‘工业化’投入产出方式,其突出作用主要体现在根据合同要求按时生产出‘足够数量’和‘一定质量’的科研成果。这种市场化的奖赏机制、工业化的产品管理流程,不太利于科学研究尤其是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。”

而前述副研究员也表达了类似观点,“对于一些课题,甲方可能要的只是成果,对于过程中是谁完成的,谁承担了哪些工作,都不重要。”

同时,相关讨论再次重申了当前科研经费分配不均的问题,行政级别、地域、经济发达程度、高校层次都影响科研经费的分配。马太效应”加持下,大小学术带头人将科学研究变成争夺资源、分配资源的游戏。

是合规外包还是合同作弊?

而在国际学术不端的研究中,英国人托马斯·兰卡斯特(Thomas Lancaster)和罗伯特·克拉克(Robert Clarke)提出了一个概念:合同作弊(contract cheating)。他们在2006年的论文中阐述了关于学生系统地外包编码作业的发现。

诸多海外高校明确了这一定义和形式:这是一种严重的学术不端,在未经老师确认或许可的情况下,请别人代为完成作业和其他学术工作,这些人可能是家庭成员、朋友,也可能是辅导公司、论文代写公司等。之所以被称为合同作弊,因为涉及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某种交换或合同,即使不涉及金钱,也可能被视作合同作弊。

研究者也对此进行研究探讨,比如一份2021年的研究显示,COVID-19大流行下,高校线上教育和评估的实施被认为滋生了大规模合同作弊。各国也在讨论相关立法和预防措施,2020年,第三方向澳大利亚学生提供学术工作被视作非法行为。

悉尼大学在其网站陈述了这一做法带来的恶性后果:“除了个人风险外,合同作弊行业还对公共健康和安全构成严重风险。我们原本相信专业人士是其领域内合格的专家。想象一下,如果您即将接受一位外科医生的心脏手术,而外科医生让其他人为他们完成有关人体解剖学的作业。合同作弊也可能会让人对毕业生的技能和知识产生怀疑,从而损害自己大学学位的价值。”

除了合同作弊(contract cheating)之外,代写(ghostwriting)也是过去数十年国际学术界抨击的学术不端的类型之一。这种行为是指研究人员将第三方撰写的整篇文章归功于自己,第三方是匿名的,可能是朋友或家人,也可能是行业内私营公司雇佣的人员。

该行为在生物医药领域非常盛行,一些大型制药公司资助代笔人准备手稿,将其转发给该领域知名科学家,科学家可能会修改,也可能不被允许修改文章,然后将稿件发送到知名期刊进行出版。这些代笔文章旨在展示药物的积极一面,很多时候,却忽视了药物的副作用。

2005年,发表在Nature的一篇调查显示,在对3000余位科学家过去三年里是否存在指定的学术不端行为时,10%的科学家有“不恰当署名”的行为。

科研课题“外包”越来越多?他们是科学家还是项目经理(科研项目外包合法吗)

代笔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学术不端,因为为了掩盖双方利益,参与各方可能需要保守秘密、伪造凭证、捏造真实作者。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原本需要依据研究成果做出决策,但由于代写可能删除了一些关键数据,基于此做出的决策在未来可能产生更大的信任危机。

“在这个过程中,要搞清楚什么是合理的外包合作,什么是contract cheating”,长期关注科技政策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说,“前者应该得到鼓励。学术研究日益交叉化,与大同行而不是小同行,甚至完全跨领域合作也在不断发生,比如生命科学与AI模型开发者的合作。另外,通过外包具体的技术性工作,让PI更多聚焦在科研中的核心思想和核心贡献,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。”

贾鹤鹏也提出,问题在于,contract cheating实际践行者都会在表面把科研包装成合理的分工合作,这一过程的治理就变得尤为复杂。

“学术生产首先是一个道德自律信条的生产,也就是学者自身不停探索合作做法的边界。如果学者自身成了cheater,并且不断探索怎么能cheating 成功,我个人觉得从管理视角是无解的,因为管理过度聚焦在这方面,也可能会导致正常学术外包受影响。”

参考文献:

1. 诚实劳动 不当“学术包工头” 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3.7

2. 一手要,一手倒:科研"分包"乱象多 《半月谈》, 2018(16):2.

3. Clarke R , Lancaster T .Eliminating the successor to plagiarism? Identifying the usage of contract cheating sites[J]. 2006.DOI:doi:http://dx.doi.org/.

4. Hill G , Mason J , Dunn A .Contract cheating: an increasing challenge for global academic community arising from COVID-19[J].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echnology Enhanced Learning, 2021, 16(1).DOI:10.1186/s41039-021-00166-8.

5. Turnitin. Ghostwriting in academic journals: How can we mitigate its impact on research integrity?[ EB/OL].[2022-11-22].https://www.turnitin.com/blog/ghostwriting-in-academic-journals-how-can-we-mitigate-its-impact-on-research-integrity.

6. Martinson B C , Anderson M S , De V R .Scientists behaving badly.[J].Nature, 2005, 435(7043):737-738.DOI:10.1038/435737a.

7. Bosch X, Ross J S. Ghostwriting: research misconduct, plagiarism, or fool's gold?[J].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, 2012, 125(4): 324-326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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